深度剖析：医药全球化的三大趋势

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

(15)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探索引入家事调查员等多种方式，探索相关公益性服务机构及人员配合法院调查审理家事案件。在诉讼过程中，为保障家事案件当事人对家事调查报告中事实记录的内容有向法院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在家事调查报告提交法院以后，当事人有权查阅家事调查报告中事实记录的内容。

(二)家事调查员的委托 在家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有调查事项需要家事调查员进行调查的，审理家事案件的法官根据家事案件的性质、家事调查员的知识背景和专业技能等因素，在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家事调查员名册中委托合适的家事调查员进行调查。在日本，家事法院调查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培训才能被任命。可见，日本家事法院调查官的主要职责是在家事案件的审判和家事调解过程中进行事实调查和调整工作，⑦以及对家事案件生效裁判文书履行情况进行调查和劝告履行。(2)具有法官、检察官任用资格。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会团体的人员担任家事调查员。

家事案件和家事诉讼的特殊性要求我国家事司法走专业化发展之路，不能按照普通财产案件或者财产诉讼的审理方式进行审理。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发布的《家事调查员工作规程(试行)》规定，家事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各方当事人对家事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证，如案件当事人对家事调查报告的内容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家事调查员出庭说明情况或由家事调查员对当事人的异议进行书面说明。而如果经过全盘考虑，我们的义务没有被推翻，那我们就有一种做某事的适当责任。

为了确保法律所承认和划定的利益，法律授予一项法律权利，该项法律权利通过施加一项相应的义务得到保证。但是笔者认为，就本文所探讨的法律责任这样一个古老的基本法律概念，前述所定义的西方存在共同的理解，正如庞德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历经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所梳理出来的法律义务概念普遍适用于西方。此外，霍菲尔德也注意到了liability经常被用作duty或obligation的同义词的情况。参见崔建远等编著：《民法总论》(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但是这些答案并不能令笔者满意，因为它们有使责任概念和义务概念或制裁概念相混淆的危险。哈特认为，一个人基于特定角色而从事的特定义务就是他的责任。

(53) 为了说明法律责任原则的重要性，哈特让我们想象取消了法律责任原则并且所有法律责任都是严格责任的制度。responsibility除了具有法律的意义，还经常在很多其他的意义(如社会的意义、道德的意义)上被使用。按照这种区分，广义的法律责任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的同义词。(59)组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Lives)、自由(Liberties)和财富(Estates/Fortunes)[洛克将三者统称为财产(Property)]。

其次，无论哪一种界定法律责任的方案，都有把法律责任概念本身同归责后果相混淆的危险，最常见的概念混淆就是把法律责任同法律制裁尤其是法律义务在概念上相混淆。这一传统强调私有产权、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设立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强调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的关键是分权制衡，强调经济自由(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密切关联等。(强调为原文所有) (13)英文原文为：This does not even purport to define the specific duties such a special obligation entails,or to tell us what rights automobile consumers acquire as a result. 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6.中译本译为：这句话甚至无意确定这一特殊责任所包含的具体义务是什么，或者告诉我们汽车用户因此享有什么权利。例如，《葡萄牙民法典》第483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犯他人权利或违反旨在保护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规定者，有义务就其侵犯或违反所造成的损害向受害人作出损害赔偿。

情况(5)和情况(7)还涉及分别进行的民事诉讼，在这些诉讼中，史密斯船长和游轮公司分别对事故中的生命财产损失负有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必须对此进行赔偿。(66)参见注⑨，H.L.A.Hart书，第55-56页。

行为人被推定必须为其违法行为承担刑罚，除非具有宽恕事由。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上述认识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责任的多义性，但是没有对其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只是采取了广义和狭义的粗糙分类。

(53)参见注(37)，H.L.A.Hart书，第181-182页。本文在借鉴西方代表性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法律责任概念，深度阐释了哈特意义上的法律责任观。④ (二)中国刑法学和民法学主流教材长期沿袭陈旧的错误认识 陈忠林教授主编的《刑法总论》(第二版)关于刑事责任列举了七种代表性观点：法律责任说、制裁说(或刑罚处罚说)、法律后果说、否定评价说(或称责难说、谴责说)、法律义务说、刑事负担说、法律关系说。希望本文能够为这种令人失望的研究局面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概括地说，作为与right相关或与privilege相对立的概念，duty就是应该做某事或不应该做某事。的确，哈特为关于刑事责任的讨论提供了上述两个特别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为责任理论作出的持久学术贡献不限于上述两点。

被代理人P授予或创设了代理人A的各种能力，比如清偿P的债务的能力、接受产权证以使财产归属于P的能力等等。除非具备宽恕事由，否则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的刑事责任概念在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40)参见注(37)，H.L.A.Hart书，第214-215页。(52)参见注(37)，H.L.A.Hart书，第180-181页。

二是指出了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作为同义词使用的情况。只要对西方法律制度作稍微深入一点的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现行制度实践及其理论并不完美，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认真对待其经验教训，从中吸取营养。

三是触及了本文所主张的法律责任概念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即对损害予以补偿或接受惩罚。不仅如此，笔者还根据哈特的法律责任理论，阐发其特殊的法律责任观，揭示出这种法律责任观同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X进入到那个土地上的特权是对X远离那个土地的义务的否定。四、中国法律责任制度的双重面向——继受性与独创性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代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通过大量继受西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本文所定义的法律责任概念。

在笔者看来，他的首要贡献在于对responsibility的多重意义进行了严格分析，尤其是把法律上严格意义的liability(即他所谓的Legal Liability-Responsibility)同responsibility的其他意义区分开来。哈特举了一个例子：首相的讲话对恐慌负有责任。

但是，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欧陆法系，就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或刑事责任而言，都只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这不意味着，哈特的法律责任理论是绝对真理，笔者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激活中国学者对于法律责任的理论思考，促进有关法律责任的制度实践。

比如，在一本叫作《伦理学是什么》的译著中，当duty和obligation同时出现在一个英文句子中时，中国译者有意进行区分性的翻译，把duty翻译为责任，把obligation翻译为义务。⑧参见徐国栋：《民法总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98-103页。

(18)另外，这种混乱情况不仅存在于中国法学界，还存在于中国伦理学界。按照这种理解，从形式上看，刑事责任似乎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但实质上是被虚化了和削弱了。按照笔者的重新解释，刑事责任是从属于犯罪的下位概念，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前述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文为什么被集中规定在第二章犯罪当中。于是，根据霍菲尔德分析民事法律关系和其他公法法律关系的逻辑，笔者推论：在刑事法律关系中，被固定地授予能力(比如实施刑罚的能力)的一方只能是国家或国家的代表，而固定地承担责任的一方只能是违法者。

(31)而且，他明确指出，与liability最相近的同义词也许是subjection或者responsibility。在权利本位论逐渐暴露出自身理论缺陷、日益难以应对社会乱象的今天，笔者期待责任本位论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法律理论，(68)能够秉承权利本位论的理论初衷和制度愿景，为法律精神的不断更新和法治文明的健康成长作出理论贡献。

(59)参见注(57)，第330-349页。简而言之，行为人只要违反了法律所设定的行为模式，那么，就不再根据其实施违法行为时的精神条件[即犯意(mens rea)]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的认定，而是根据对违法者的调查分析以及预测什么样的对待(treatment)能够有效防止其再犯来决定施加惩罚或处分，甚至从纯粹社会卫生学的意义上把惩罚或处分看作是对违法者的一种治疗，其目的只在于防止再犯和保卫社会。

作为本文重点探讨的核心概念，liability同duty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一旦B接受要约，那么，A就有责任或必须按照要约内容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